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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會安全。目前，中國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在社會保障上城鄉分別明顯，中國兩種社會和人口———城市社會與農村社會、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間的對立，今后也可能加劇，從而影響社會安定。

中國人口正由傳統農業人口向現代工商業人口轉換，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后，一旦城市經濟發生危機，很多人就將會在城市成為流民或游民。從一些國家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型的情況看，人口轉型同樣產生過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由此引發過革命。

還有一點不能忽視，大量適婚男性將因男女比例失衡而無法組織正常家庭生活，這將不僅誘發販賣人口現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劇黑社會活動及其他危害社會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國近些年來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機、價值觀問題，很大程度上也與上世紀70年代以來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中國傳統儒家文明的繼承是靠中國特定的生育文化來支撐的。然而，獨生子女群體不僅在改變人口結構、社會結構，也在改變文明結構。有調查顯示，獨生子女在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集體意識、合作精神和犧牲奉獻觀念等方面，與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顯著差異，在這一代人身上，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色彩更為淡薄。

由人口變遷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有些已處于逐漸爆發期，有些還處于積累期，現在來看還不是特別嚴峻，但未來會對中國的發展形成重大影響。為此，中國的人口政策應該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

與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長過多不同，今后中國更應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規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現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別比失衡程度加重。為此，應促使獨生子女家庭在全國家庭數量中的比重逐漸減小，以保證國家發展安全，同時也保證中國傳統信仰結構和文明傳統不至于在一兩代人之間就完全斷絕，和保證未來中國軍隊中的絕大部分成員不是獨生子女構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國目前在不同地區對不同人口群體分別對待，這在一定時期有其必要性，但現在已有調整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中國應根據“人口紅利”可能將于2025年左右喪失的情況，加快產業升級，擺脫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推動產業轉移，促進西部地區工商業發展，帶動人口空間移動。在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實現更高程度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將大大減小地區發展差別，促進社會發展公平，以及東西部之間的人口交流。